本文首发于 《财新周刊》 2024年04月01日第13期
从美国来日本已经整整一年了。春天鸭川边的樱花，夏天热海的花火，秋天上高地的红叶，冬天北海道的积雪。到现在樱花又要开了，不知不觉中经历了完整的四季。
想过写点什么，但初来乍到，怕写出来处处显得没见过世面似的。熟悉了，却失去了提笔写的兴趣。一年时间对我来说挺久，但认识人多了，知道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的，在不同领域扎根很深的人大有人在，你观察到的和他们比，可能都是肤浅的常识，一年，又算什么呢？
对一个地方的感观，什么时候写合适呢？待的时间短了写不好，长了不好写，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内耗。如果需要一个由头，“一年”也许可以算一个，不长不短，不深不浅。
这一年，因为访问学者的工作，有机会去了日本从南到北8个不同的都道府县，20多个不同的学校，从公立到私立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从文部省（教育部）“主流学校”到创新学校、“边缘”的残障儿童支持学校。因为我自己“伪学者”的身份，和日本优秀的思想者有深度交流的机会。再者，我一个人在东京带三个孩子生活，从区役所（政府）到医院、诊所、警察局、派出所、银行、邮局、快递站，衣食住行每个环节的生活都体验到了。而且，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各20年，在不同领域做过事，现在又是游走在日本的“老外”，保持了一个局外人观察这个社会的“特权”。这些加起来，也许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视角。
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日本的感受，“矛盾”也许是最恰当的。
矛盾一：无微不至与目中无人
前几天，一个美国朋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日本玩，暂住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。
他们第一次来日本，所以我在线指导：日式的浴室怎么用；门口一堆按钮的用途；洗衣机为什么有一个按钮写着“洗澡水”；厨房炉子上烤鱼炉是个啥，刀藏在哪里。当然还有垃圾要分成6类，怎么分，怎么倒。在一个不大的两居室里，整齐有序地收纳着各种用品都隐藏在哪儿了？
小娃有点咳嗽，于是告诉她下楼走路3分钟内有药妆店；5分钟内有便利店，两家7-11，一家罗森；8分钟内有两家百元店（我的最爱！）、各种小餐馆。当然还有地铁公交，可以去到我推荐的各个地方。
朋友在视频那边大呼，哇，这么方便！
2023年3月，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带着孩子们来到日本。一趟飞机，到了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，和在美国西岸的农村生活相比，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一个开阔静谧，一个接踵摩肩。无处不在的高楼大厦，成群的上班族，凌晨5点还在营业的居酒屋。与美国邻居开超级费油的大皮卡相比，东京的车都像被瘦身了的玩具车。这些场景与我曾经熟悉的工作生活猝不及防撞了个满怀，似乎无缝链接上了被疫情隔断了的生活。当然，只是似乎。
孩子们没有我这样久远的记忆和对比。带他们坐夜间的百合海鸥线，电车在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中穿行，海，楼，船，灯，迅速地交错着出现和后退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像是开进了一部科幻电影。而脚下，都是精美的小店铺，处处干净整洁，人人彬彬有礼。有时候我走过这些地方，觉得走过了一整街的蜡像馆，从人到商品到食物，都觉得不真实。特别是食物，我一直疑惑，日本食物这么精美，但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真实。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， 因为日餐不“飘香”，色香味——眼见有色，入口有味，但少有弥漫的香气。
回想一年以前，初来乍到，看什么都新鲜。从厨房里可以自己站立的案板、便利店里的各种商品和服务，到超市里一人份的蔬菜、百元店里清理各种角落缝隙的小工具……当然，还有处处都安装的温暖的加热冲洗马桶坐垫！
那时候我也常常“哇！”，但当地的朋友总是一脸茫然——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？不应该就是这样吗？只一年的工夫，足以让我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了，面对朋友的哇哇叫，我成了平静的那一个。
日本社会从多个层次让人感到无微不至的关怀。第一个层次是产品设计，特别是消费品设计，吃喝拉撒睡每一个细节都有超级人性化的产品，而且设计制作非常精美，赏心悦目，方便实用，经常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巧思。比方说，我在7-11买的咖喱饭，说明书告诉你，怎么把盒子折一下，便可以当架子，放在微波炉里会有一个角度加热，方便水蒸气跑出来。真是设计得匠心独具。
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，数不胜数。我想我要是学产品设计，在日本肯定每天受到暴击的感觉。
第二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体检和医疗。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各种关于日本医疗体系的人性化和先进，从体检到牙医、儿医、急救、手术都是无微不至。我记得一个诺言社区的朋友说，爸爸从上海来日本看病，才知道这里治疗时可以喊疼，住院可以是舒服的，听着真是让人心疼。 但是另一方面，看到一个分享，说在妇产科医院，哪怕没有麻醉，日本女性生产都很安静，都不喊的。而不喊肯定不是不疼！这也是一个矛盾吧。
第三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型政府。去区役所办手续，所有人给你服务都勤勤恳恳，一丝不苟，态度友好。如果表格有点不符合要求，他们也会尽量给你想办法，一看就是一个权力不能任性的地方。一个小例子，作为外国人，会拿到一本有英中日韩文的厚册子，里面从急救到垃圾分类、从社区服务到免费查体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但另一方面，说日本又“目中无人”，你可能会很惊讶，怎么会？为什么？
我的孩子们在美国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日裔美国人，她是成年后从日本到美国的。我去年跟她说我要去日本，本以为她会非常自豪地向我介绍她的国家，没想到她反问，“你为什么要去日本，去这个压抑灵魂的地方？！”我和她聊了才知道，作为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女性，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，在日本社会是多么被“看不到”和受压抑。那之后，也才读懂上野千鹤子老师书里描述的日本女性，面对的是多年未改善的多重结构性困境。
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（Global Gender Gap Index，GGGI）中关于性别平等指数，日本在146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名125，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（中国排名106）。从入学到就职到报酬到晋升到社会福利，社会中对女性的结构性不平等无处不在。日本社会的另一种“习以为常”，就是对女性的目中无人。
在诺友群里有一个人问：朋友的孩子15岁，想去日本上学，有没有可能？群主无法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，要先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。男孩可以考虑男校，女校就没有那么多选择。如果进男女混合的学校（比如一些大学的附属中学），女孩要比男孩成绩高很多才可能获得与男孩同样的机会，而且这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事实。男校有着明显的优势。2022年东京大学新生录取，按人数排前20位的，有14个是男校高中。如果能进入某些男校，被东京大学录取的比例可以高达50%。
日本顶尖名校女性录取比例非常低。像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这样的“好学校”，女性的录取比例在20%左右，这其中也包括了文科专业，事实上，理科专业女生比例只有10%左右。你可能说这是理工科的大学，女生比例低很正常。但是放眼世界，同样是理工科大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，女性录取率已经到47%；哪怕是中国清华大学，女性也占到了35%。
在加入经合组织（OECD）的国家里，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（STEM）专业的毕业生中，日本女性比例是最低的。以至于一位诺友说，在东大的饭堂吃饭，感觉像进了男生宿舍。
在2018年前后曾爆出丑闻，有十几所大学通过暗箱操作，刻意压低女性分数，使她们无法被录取。虽然这几个案例得到曝光，涉及的女生也得到了赔偿，但是到2024年，女生比男生分数高，在招生时还是被接受的共识。更可笑的是，如果女孩被东大等名校录取，会因为太聪明而找不到夫君，也仍是社会共识，因为女性还是被认为居家是主要角色。
2024年3月，美国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凯蒂·布里特（Katie Britt）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之后，为了能吸引女性选民，在厨房里以一个“在家女性”的形象作了声情并茂的反驳演讲；结果因为“以60年代女性刻板形象出现在厨房”，遭到美国从左到右的群嘲，以至于斯嘉丽·约翰逊（Scarlett Johansson）做了一个模仿她的表演，一时火遍全网。而在2024年的日本，这种女性居家的社会角色不仅不会受到批评，反而备受推崇。差距令人惊叹。
上面说的只是学生，大学女性教授的数字就更低了！虽然号称“逐年升高”，仍然连20%都不到。
所以，一方面日本是民主宪政国家，有服务型政府、发达的服务业和市场经济，而且在1985年就通过性别平等的立法；另一方面，在教育方面对女性的明显的不公平是广泛的社会共识，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。
矛盾二：儿童友好与教育畸形
可以说，日本是对儿童友好社会的榜样。如果你一早出门，会看到人行道上、地铁站里、公交车上，很多六七岁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。我每次看都感到震惊，到今天还是。
大家可能也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，看过日本的幼儿园和小学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视，从各种生活能力到户外运动，而且这种教育由来已久。我去离东京新干线车程6个小时的山口县萩市，在那里的明伦小学校旧址，看到80年前的学校运动会。男孩女孩都光着脚在土操场上奔跑跳跃，参加各种比赛。
对肢体受限的儿童，教育配置更是令人敬佩。家庭基本可以免费让孩子得到很好的照护和教育。我在东京访问一个给残障人士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机构，校舍是以前的小学校改造的。有著名餐厅为其提供配方，残障人士做饼干售卖，既能创造收入，又宣传了理念。我认识的一位在读设计方面的博士，研究的内容是重病儿童患者的特殊衣服，孩子可能需要在不同的身体部位插管，如何在满足功能性的前提下让衣服好看、孩子爱穿。有这样的专业和行业存在，就让人可以管中窥豹，知道这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之完善。
这样的体系，首先需要政府给到很大的财政资源，另外需要社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包容、支持的共识。有了这两个前提，还要有足够多的专业机构和公益组织。
作为曾经的母乳妈妈，我看到日本随处可见的母婴室也倍感温暖。在商场、火车站、博物馆，我见到全世界设备最齐全的母婴室、哺乳室，里面有给吸奶器消毒的机器，有热水，有舒适的沙发。公共卫生间都有放小宝宝的安全座椅，方便带小孩子的妈妈如厕。
日本的森林学校，自然教育也是世界一流。一土和日本的自然学校也有常年合作，从他们的机构和老师身上都学到太多。
但是，如果你是“正常”的孩子，日本的教育又存在非常畸形的一面。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“内卷”，以至于专门有一个词叫“教育虐待”。
2023年3月，一名家住佐贺县鸟栖市的九州大学一年级学生，将自己的父母杀害。原因是他常年遭受父母的教育虐待，只要犯错就会被狠狠责骂，如果成绩不好，就要跪着正座一小时以上听说教。即使做完了作业再去玩儿，父亲也认为孩子不学习而予以斥责。为了复仇，这个学生用刀杀死了自己的双亲。
“教育虐待”一词，是2011年由日本儿童防虐待学会提出的概念，指借由教育之名，给孩子施压造成伤害；让孩子超过最大容忍限度地学习；无视孩子的意愿，在成绩和未来出路上过分干涉等。社会还对“教育虐待”和“教育热心”的区别进行了广泛讨论，使成人清晰地了解两者的不同：
——教育虐待：将孩子视为自己的作品；孩子和自己的成功非常重要；自己觉得是好的，就坚信不移；
——教育热心：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；关心孩子是否快乐；一条路行不通，会选择其他路径。
2019年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向日本提出了改进建议：竞争过于激烈的制度和高压力的学校环境；社会的竞争性损害了儿童的成长。
教育虐待的影响是长远的，童年受到教育虐待的孩子，即使成年了也会有65%左右还在接受治疗，有的甚至会患上“复杂性创伤性应激障碍”。所以，这样“卷”，社会和个体都付出巨大的成本。
我看日本这些数据，会有很矛盾的心态，一方面，数据相当糟糕；另一方面，至少有数据，而且数据非常翔实，也有报道，有媒体曝光，有正常的公共讨论。这也是情况变好的必要条件，虽然远不是充分条件。
我去过东京外一个很普通的公立小学，问老师有多少孩子是在学校之后上私塾（补习班），老师一声叹气后说，80%。
你可能和当时的我有一样的问题：日本公立教育这么好，为什么要上补习班？
因为要考更好的中学，而每一个中学考的内容不一样，都不是公立小学会教的。如果进了某些中学，能上名校的可能性要大很多，因为名校进入大企业的可能性最高。大企业很大程度是不成文的终身雇佣制，随之而来的社会认可、福利等等加起来的红利，是差学校毕业生终身都无法超越的。
所以层层倒推过来，孩子需要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课外补习，为了能占坑，很多一年级就开始了，有的甚至更早，幼儿园大班就去参加考试。学生放学后，回家稍作休息，晚上5点半到8点在补习班度过。自己带着晚饭，课间热饭吃。
我假装家长去过一个顶尖的补习班。中午过后，学生还没到，我问能否看一下教室，被允许我看监控。看到监控的一瞬间，我脊背发凉：五六个屏幕，每一个对着一间教室，每个教室都像一个大号的牢房，没有窗，白白的墙，一丁点装饰都没有，两排非常整齐的桌椅，像个大号牢房。从环境设计看，根本不应该是为孩子设计的。
补习班所有工作人员都穿黑色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显然就是一个工业产品。正如大量中国家长熟悉的，他们有许多方法，让家长和孩子因为焦虑而买课。补习班每月考试，按照成绩调座位。为了保持成绩，孩子不仅平时晚上要去，甚至连春假、暑假、寒假都要参加补习，以实现“赢在起跑线上”。
这是“教育虐待”产生的社会结构问题。
日本社会有很多讨论，也有小说等作品讲这样对孩子和家庭造成的伤害。不仅学费昂贵（补习班费用和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一样高），而且孩子苦不堪言。青少年不登校、抑郁、校园霸凌都是常见问题。
2023年夏天，我和《教育市场化的边界》的作者塞缪尔·E.艾布拉姆（Samuel E.Abrams）专门讨论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规则和政策问题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直播回放。
另外一个数据也值得关注。在日华人占日本总人口1%左右，但是在某顶级补习班，华人的孩子占到了25%。对中国人来讲，日本的“卷”再糟糕，肯定比不上国内，所以很多中国人第一反应，哦，“卷”啊，我们熟悉啊，擅长啊，比你日本人还会“卷”呢！但是，如果是为了“卷”，为什么来日本呢？何不留在北京黄庄“卷”呢？如果把日本“卷”成了黄庄一样，是自己想追求的吗？
当然，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害者，体系问题不解决，很多个体是没有资源对抗的。
但是，哪怕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有选择么？答案是，永远有。
今年5月，我会组织一个来日本的文化教育游学团，同在日本生活了20几年的诺友们，和日本本地人一起“透视日本”，看日本的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。我们的导游有教育学博士，有在日本工作多年和创业的女性，有在日本政府工作多年的日本人家属，也有在日本养大孩子的全职妈妈。资深诺友将讲述他们的孩子选择不同的教育路径和他们的亲身体会。
下面海报可以了解详情和报名。
接下来的夏令营，面对在日华人6岁到12岁的孩子们，当然也包括想带孩子来日本过夏天的朋友们。夏令营的设计，也和我观察到的在日本教育的优势与问题有关。华人的孩子怎样学到日本教育的好内容，同时也不为短板所困？夏令营会以中文和英文为主，教师们是北京一土学校的老师，在日外教和艺术教育专家共同组成的团队。
下面海报可以了解详情和报名。
